从理论上讲，称号、学位、职称等皆系严肃之物，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在提供相关信息时都应诚实谨慎。但现实生活中，伪造称号、篡改学位和拔高职称者皆时有所闻。比如，某民办高校曾高调宣传其掌门人获得了“哈佛商学院‘杰出管理大师’”及“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等殊荣，经人考证，二称号乃子虚乌有。又比如，某“打工皇帝”和“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称自己是美国某大学博士，经查，他所说的大学原来是个臭名昭著的“野鸡大学”，更不具备颁发博士学位之资格。以上二例有一共同点，即相关物件都被做成或说成舶来品。如此“涉外”，主要原因也许有二：一是以为洋玩意儿相对不大容易被人识破，一旦拥有便可高枕无忧；二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旦拥有便可高人一等。我们发现，中国学界还有一种涉外现象也颇值得留意，即有些人确曾在国外学习过或参加过相关学术活动，也因此而获得过某些资质和身份，但他们或相关人士在将这些资质和身份译介成中文时却有意无意地动了心思，主要是进行了拔高，导致名不副实，也引来世人的质疑及至不屑。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有所企图而又抱着侥幸心理，少许人拿自己的身份或职称做起了文章，这些人中既有洋人也有喝过洋墨水的国人，他们在将自己的洋身份、洋职称等译介为中文时不自觉地进行了拔高机械阀门隔膜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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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搜索，“院士”（Academician）一词派生于Academy。Academy系古希腊传说中一位拯救雅典免遭劫难而牺牲的英雄，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希腊人特地建立了一座以Academy命名的幽静园林。在建园后，受到Academy智慧勇敢感动的学者纷纷在园内讲学或进行学术活动，后来许多学术团体便自称Academy。1666年，法国成立皇家科学院，到该院工作的著名科学家首次被称为“院士”（Academy）。此后，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也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院士”于是成为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派生于Academy一词的academician除“院士”之义，还可表示“学会会员”或“学术团体会员”，在美语中，academician甚至还可表示“大学生”或“大学教师”。在我国，“院士”即早先的“学部委员”，也就是相关领域内的资深专家。据悉，我国个别人在某些并无相关院士制度的国家（如历史上的西德）参加了某个学术团体，回国后便在中文名片上印上“院士”头衔。毫无疑问，此举是在利用academician一词的多义性而抬高自己的身份。

　　在200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申报工作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洋教授蒂姆·柯斯基（TimothyKusky）在“专业技术职务”一栏填写了“P.C.ReinertChairProfessor”。后来有媒体披露柯氏上述履历有造假之嫌。对此，中国地质大学在其网站上发表《关于蒂姆·柯斯基博士在海外高校学术职务的说明》并回应道：“蒂姆·柯斯基博士原系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环境科学中心首届主任，是TenuredAssociateProfessor（终身副教授）和P.C.ReinertChairProfessorinNaturalSciences（自然科学赖纳特首席教授）。”柯氏弃associateprofessor（副教授）而选择chairprofessor，考虑之一当是后者容易被中国人解为“首席教授”。反观上述《说明》，中国地质大学正是这样理解和翻译的。简单的一个操作，“副教授”即升成了“教授”，而且还是“首席”。其实，P.C.ReinertChairProfessorinNaturalSciences仅仅表示有基金捐助这个教席（chair），获此头衔者，其薪酬可能会高一些，也可能比其他副教授更优秀些，但绝不表明他就是正教授，更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首席教授！在“长江学者”这样严肃的申报中，柯斯基还是应该照实填报自己的副教授职称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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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网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帖子——《方舟子对李开复穷追猛打，称名人喜欢出传记吹嘘》。帖中转引了李开复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中的一句线岁的我，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之下选择留校任教，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对此，方舟子质疑道：李开复在上述时期发表的论文中，作者简介为ResearchComputerScientist，而此一职位相当于“博士后”而非“副教授”。随后，李开复作出回应：自己1988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后被导师挽留留校，先做了ResearchComputerScientist，后转换成AssistantProfessor。李开复还解释了自称“副教授”的缘由：“我在卡内基·梅隆是AssistantProfessor，此职位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和研究带头人，翻译为‘助理教授’会被误解成助教，忽视博导职能……所以在自传中决定用‘副教授’，但注明AssistantProfessor。”在我们看来，不论李氏怎么解释，也不论他怎么“注明”，将AssistantProfessor译作“副教授”都难免授人以柄，也绝非明智之举。如果仅仅要让人不致将“助理教授”误为“助教”并因此而“忽视博导职能”等，他完全可以“正”着做，即将AssistantProfessor忠实地译作“助理教授”，同时加注说明此一职称获得者在美国可以指导博士研究生云云。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已有年，国人对西方高校的学历、职称等已有大致了解机械阀门隔膜阀。不仅如此，我国少许高校在某些方面也已尝试与西方接轨，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评聘为例，在过去，我国博导的准入条件是必须取得教授职称并满两年，可在今天的清华大学，副高职称以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而在上海交通大学，连特别优秀的讲师也可申请做博士生导师了。

　　学位或身份等名称的翻译中还有一种名不副实之情况，即由于某些原因（如失察、不可译、情况变异等），致使译名与原文之间有所出入。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当可以原谅，毕竟译者或相关人士不是有意而为之。

　　查阅英文工具书，scholar一词的释义主要是“有学问之人”（alearnedperson）、“奖学金获得者”（aholderofscholarship）、“学业有专攻者”（onewhohasdoneadvancedstudyinaspecialfield）及“求学者”（onewhoattendsaschoolorstudiesunderateacher）。查阅《辞海》，“学者”曾有两个义项：“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和“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汉语里的“学者”已然只有了一个义项，即“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很显然，scholar与中国今天意义上的“学者”并不怎么对应。正因为此，如果将visitingscholar一味地译作“访问学者”，其实并不准确。据实而译，visitingscholar当视情况分别译作“访问学者”、“进修人员”、“进修学员”、“奖学金生”等。说到scholar并非一定就是“学者”，不禁想到美国的一项奖励，即UnitedStatesPresidentialScholarsProgram。该奖项诞生于1964年，系根据当时林登·约翰逊（LyndonBainesJohnson）总统的命令而设立，用以选拔和表扬美国最杰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对象既是“应届高中生”，上述奖项名称也许可以译作“美国总统学子奖”，可我们平日见到的译名一直是“美国总统学者奖”。

　　《现代汉语词典》对“观察员”的释义如下：“一个国家派遣的列席国际会议的外交代表，依照国际惯例，观察员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而《英汉大词典》（第2版）之observer下有着6个义项，其中之一为“（联合国的）观察员（常组成观察团奉命派往特定地区收集并报告情况）”。据此，“观察员”与observer可以是同义词。值得注意的是，observer是个多义词，会议列席人员或旁听者便是其中一义。据伍铁平回忆，1978年，他和国内几位学者一道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会议期间，大会常设委员会召开了一个改选执委会的会议。该会公开进行，除常设委员会的委员必须参加外，其他与会者也可自由列席（toattendthemeetingasobservers）。这一语境中的observer当即是“旁听者”或“列席人员”，可我国列席该会的一位代表在国内刊物报导相关会议时却将observer译作了“观察员”。对此，伍氏指出，该报导作者这样做，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提高了他自己的身份。伍氏的批评是对的，但最好还是应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在我们看来，相关报道人员确可能没有要抬高自己身份之主观意图，“观察员”终究是个“员”，而相关当事人是位出席“国际语言学家大会”的“学者”。这里涉及的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翻译问题。其实，就是在今天，工具书里也多将参加会议的observer译作“观察员”，《英汉大词典》（第2版）中即如是。

　　钱锺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游学并获得B.Litt.学位。B.Litt.即拉丁文BaccalaureusLitterum，也就是英文的BachelorofLetters或BachelorofLiterature。从字面来看机械阀门隔膜阀，B.Litt.当即是“文学士”或“文学学士”，《英汉大词典》（第2版）中也正是译作后者的。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写过下面一句话：“（钱锺书）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对于杨先生将B.Litt.译作“副博士”，学界不乏质疑，其中，李洪岩和范旭仑二人的意见似乎最能切中要害，主要有这么几点：钱基博与夏志清在有关文字中皆记录钱锺书在牛津大学所获学位为“文学士”；“副博士”原本是苏联设置的一种学位，英国的牛津大学不可能颁发；在牛津大学获得B.Litt.者还另有人在，但他们承认那只是“文学士”。许是觉得他人所疑不无道理，又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再为之折腾，2001年9月7日，杨绛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仪式上特地对主持人就钱锺书牛津大学学位的介绍进行了纠正，说钱先生当年所获并非副博士而是学士。据此，有论者指出：“杨绛先生的公开澄清，终于为此事画上了句号。”

　　身正方可诲人，身为大学校长和《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及《世界因你而不同》等励志图书之作者，其使命之一当是教育广大青年（学子）求真。自己既过不好名利关，其对学子或广大青年的教化作用便难免打折扣了。